乳腺型肌纤维母细胞瘤（mammary-type myofibroblastoma，MTMF）是一种罕见的发生在乳腺外的良性间叶源性肿瘤，由弥漫分布的短梭形细胞、数量不等的成熟脂肪细胞及粗大的胶原纤维束组成。免疫表型方面，MTMF中的梭形细胞弥漫性表达CD34和结蛋白。一旦确诊，无论其大小或位置如何，都应手术切除，且术后定期复查。报告1例51岁自然绝经后子宫MTMF病例，术前及术中被误诊为子宫肌瘤。依据病情及患者意愿行经腹全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最终通过术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查确诊为子宫MTMF。现随访18个月，患者状况良好，无特殊不适。通过回顾性分析本例患者诊治过程及经验，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凝血因子Ⅴ（coagulation factor Ⅴ，FⅤ）缺乏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主要表现为FⅤ活性（FⅤ activity，FⅤC）下降和广泛的临床出血症状，妊娠合并FⅤ缺乏症更为少见，且发生不良预后的风险更高。报告1例妊娠合并严重纯合子遗传性FⅤ缺乏症并产后大出血病例，患者入院明确FⅤ缺乏症诊断后连续、多次大剂量输注血液制品，但FⅤC上升不理想。后因急性胎儿窘迫经剖宫产助娩一活婴，并因合并产后严重出血行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复查FⅤC未恢复至正常水平，经对症治疗后病情稳定出院。通过回顾该病例的病史资料及临床诊疗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旨在增加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认识，积累更多的临床诊疗经验。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ProMisE分子分型与淋巴结转移及其他临床特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4年12月—2018年12月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74例，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ProMisE方法进行分子分型，比较不同分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分析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结果：74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错配修复缺陷型20例（27.0%），POLE突变型2例（2.7%），p53野生型34例（46.0%），p53突变型18例（24.3%）。4种分子分型患者在淋巴结转移（P=0.004）、临床分期（P=0.018）和病理分级（P=0.036）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53突变型（OR=27.669，95%CI：3.224~237.480，P=0.002）和肌层浸润≥1/2（OR=22.046，95%CI：4.185~116.146，P<0.001）是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结论：分子分型可为术前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对于术前诊断性刮宫标本的ProMisE分子分型为p53突变型的患者，淋巴结转移风险高，术中可能需要扩大手术范围。
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s）指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出现在子宫腔以外部位的一类妇科疾病，可影响女性整个生命周期。青春期EMs作为一种特殊年龄段的EMs，正日益受到关注。青春期EMs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梗阻性生殖道畸形与内源性雌激素升高等。其发病机制假说众多，包括经血逆流学说、体腔上皮化生、血源性扩散、淋巴扩散、新生儿子宫出血和免疫学学说等。青春期EMs的诊断需综合临床症状、体征、血清学、影像学、手术及病理组织学结果。个性化的内外科治疗被认为是缓解症状、抑制疾病进展、保护未来生育力的最有效的治疗策略。综述青春期EMs的危险因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诊治方式，以期为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治提供参考。
腹膜播散性平滑肌瘤病（leiomyomatosis peritonealis disseminate，LPD）是一种罕见的、特殊类型的平滑肌瘤病，表现为腹膜、盆腹腔脏器表面多发的平滑肌瘤结节。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主要有腹膜下间充质干细胞化生学说、医源性学说、性激素学说和遗传学说。LPD好发于绝经前女性，临床表现多无明显症状，常通过影像学检查或术中探查偶然发现。其明确诊断需依靠术中探查及术后病理结果，根据病史、术中平滑肌瘤播散的范围、病理等与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病、子宫静脉内平滑肌瘤病及转移性平滑肌肉瘤等鉴别。手术切除是目前首选的治疗方法，手术方式需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生育要求、症状等因素，内分泌治疗可作为辅助治疗。该病虽为良性疾病，但有复发和恶变的可能，需长期严密随访。
盆腔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女性生殖系统炎性疾病，是导致育龄期女性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发病率显著升高。该病发病隐匿，缺乏典型的症状体征，常用的医技检查对该病的特异度和敏感度较低，目前尚无可用于诊断的单一标准，常规诊断主要依靠术中及术后病理结果，临床诊断较为困难，容易出现漏诊、误诊而延误治疗。医学技术的进步及临床医师对盆腔结核认识的提高为其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但临床仍需探索更便捷快速的诊断方法。目前，盆腔结核的诊断方法包括血清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内窥镜检查、细菌学检查、免疫学检查、分子生物学检查等，上述方法各有利弊，盆腔结核的诊断方法仍是目前的研究重点。综述上述诊断方法及最新研究进展，分析对比不同诊断方式的优点与不足，对现有诊断方法做一简要述评并总结其诊断流程，为临床诊断思维的建立提供参考。
报告1例产前超声提示左肾囊肿、羊水偏多的孕妇行产前诊断，经咨询后要求对胎儿进行遗传学检测，以明确临床诊断。采用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和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技术对胎儿羊水细胞DNA进行分析。CMA检测结果显示胎儿染色体11p15.5p15.1区域存在片段大小约为18.6 Mb的嵌合型单亲二体（uniparental disomy，UPD）；WES检测范围内未发现明确的致病性基因变异。为明确胎儿嵌合型UPD的亲本来源，进一步采用甲基化特异性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methylation-specific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S-MLPA）检测胎儿印迹区域甲基化异常情况，结果显示胎儿印迹中心域1（imprinting center region 1，ICR1）区甲基化水平升高，ICR2区甲基化水平降低，因此可判定胎儿11p15.5p15.1区域为父源性嵌合UPD，从而确诊胎儿为Beckwith-Wiedemann综合征（Beckwith-Wiedemann Syndrome，BWS）。BWS产前超声常为非特异性表现，极易造成漏诊和误诊，因此选择正确且有针对性的分子诊断技术异常重要，避免缺陷患儿的出生。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育龄期妇女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常见表现形式，严重威胁女性生殖健康，降低患者生育力，给患者心理及经济造成重大负担。目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仍面临着诊断延迟、疾病进展及后续治疗损伤卵巢储备功能、术后高复发率等问题，这些原因都直接或间接降低女性生育力。但临床尚无关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卵巢储备功能保护的统一标准治疗方案。从评估卵巢储备功能、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早诊断及药物治疗、适合的手术方式及生育力保存方式选择、术后管理等方面，综述关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卵巢储备功能保护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期在最大程度保护卵巢储备功能的基础上，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女性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宫颈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LCNEC）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宫颈癌，具有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等特征，早期即表现出全身转移倾向。宫颈LCNEC的发病与高危型HPV感染密切相关，因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对其的诊断主要依靠典型的病理学特征及特异性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的检测。由于宫颈LCNEC的发病率低，病例资料有限，目前尚无标准化的诊疗方案，对其治疗主要借鉴于小细胞肺癌，以根治性手术联合化疗及放疗为主。但基因组数据表明，宫颈LCNEC在遗传学上与常见的宫颈癌类型更相似，而不是肺或膀胱等的宫颈外的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这对一些因肿瘤组织间具有相似形态学表现而采取相似治疗方案的思路提出了质疑。综述宫颈LCNEC的最新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宫颈黏液腺癌是宫颈恶性肿瘤中一种罕见的、特殊的组织学类型，其分类主要有宫颈胃型腺癌、宫颈肠型腺癌和宫颈原发印戒细胞型腺癌等。由于宫颈黏液腺癌的发病机制与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之间的不确定性，因此难以通过常规宫颈癌筛查加以提示。同时，宫颈黏液腺癌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均不明确，且缺乏典型临床表现及早期诊断方法，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与宫颈普通腺癌有所不同，导致患者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宫颈黏液腺癌较宫颈普通型腺癌的预后差。近年来，由于对HPV疫苗的普及，宫颈黏液腺癌相对发病率较前略有升高，关于宫颈黏液腺癌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综述宫颈黏液腺癌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探讨宫颈黏液腺癌的相关发病机制、临床特征及治疗，以期为宫颈黏液腺癌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卵巢未成熟畸胎瘤（ovarian immature teratoma）为好发于青春期女性的常见卵巢生殖细胞恶性肿瘤。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必要时需术后辅助化疗。本例患者为剖宫产术中发现左侧卵巢中分化未成熟畸胎瘤，术后予以博来霉素+依托泊苷+顺铂（BEP）方案化疗3个疗程后出现肝区畸胎瘤转移。二次肿物切除术后，病理结果提示成熟性畸胎瘤，结合病史考虑为生长性畸胎瘤综合征（growing teratoma syndrome，GTS）。追踪过程中肝区病灶有可疑反复，但逐渐消失。术后随访1年，患者未复发。在卵巢未成熟畸胎瘤的治疗过程中，GTS罕见，发病机制特殊，并易被误诊为卵巢未成熟畸胎瘤复发或进展。因此，了解GTS并在临床加以重视十分必要。
目的：提高对弥漫性子宫平滑肌瘤病（diffuse uterine leiomyomatosis，DUL）的诊断及治疗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2022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的33例确诊DUL患者的病例资料，分析其临床特点、诊治方法及术后妊娠情况。结果：33例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8.4±6.9）岁（24~52岁）。19例（57.6%）表现为月经量增多，7例（21.2%）表现为尿频或下腹胀痛，余7例（21.2%）无明显临床症状，仅为查体发现子宫肌瘤逐渐增大就诊。33例患者均行超声检查，15例（45.5%）患者提示子宫肌层布满或弥漫性分布的低回声结节。7例患者行盆腔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3例提示子宫肌层弥漫分布大小不等的类圆形结节或团块。33例患者均行手术治疗，19例行开腹/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另14例有生育要求患者，其中11例行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3例行宫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均提示平滑肌瘤。14例有生育要求患者（2例失访）术后平均随访时间（67.8±36.3）个月，3例患者自然妊娠，2例顺利分娩（其中1例分娩2次），另1例为宫角妊娠行清宫术。结论：DUL是一种罕见的良性平滑肌肿瘤，好发于育龄女性。临床最主要表现为月经量明显增多和不孕，若超声提示子宫肌壁间布满肌瘤且患者表现为月经量明显增多或除外其他原因的不孕时，需加查MRI，有助于早期识别该病。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方法，无生育要求的患者推荐行全子宫切除术，保留生育能力的治疗方式的选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目的：探讨剖宫产患者术后感染的影响因素，构建其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12月于山西白求恩医院行剖宫产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n=60）和未感染组（n=1 086），筛选剖宫产患者术后感染的影响因素纳入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及预测效能。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稳定的工作是剖宫产患者术后感染的保护因素（OR=0.570，95%CI：0.331~0.983，P=0.043），妊娠期高血压疾病（OR=2.356，95%CI：1.324~4.192，P=0.004）、B族链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us，GBS）定植（OR=3.154，95%CI：1.118~8.897，P=0.030）、阴道检查次数>5次（OR=2.470，95%CI：1.146~5.324，P=0.021）以及缩宫素引产（OR=2.457，95%CI：1.230~4.907，P=0.011）是剖宫产患者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基于以上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一致性指数（consistency index，C-index）为0.721（95%CI：0.651~0.791），以0.051为截断值，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72.5%。Ho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提示预测模型有较好的校准能力（χ2=2.169，P=0.825）。结论：基于工作、妊娠期高血压疾病、GBS定植、阴道检查次数及缩宫素引产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根据预测风险值早期识别剖宫产术后感染高危人群，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减少感染发生。但仍需进一步行外部验证及前瞻性比较试验证实模型预测能力的可靠性。
绝经后重度腹痛常见于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和宫颈癌晚期，少见于子宫腺肌病恶变、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恶变、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和子宫内膜结核。几乎上述所有疾病的诊断金标准都是病理检查，影像学检查可作为参考辅助诊断，当患者无典型临床症状或B超和磁共振成像无典型影像学特征时，影像学结论会影响医生的诊断，从而延误治疗。通过分析1例子宫腺肌病患者出现绝经后腹痛，无明显内膜增厚、宫腔积液、阴道出血等典型临床表现，术后诊断为ⅢC期子宫内膜浆液性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复习引起绝经后腹痛相关疾病的文献，探讨以绝经后反复腹痛为临床表现患者的诊断策略，防止误诊误治。
目的：探讨围妊娠期接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苗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为围妊娠期女性接种COVID-19疫苗的免疫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2022年11月于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及医联体医院住院分娩或流产、早产的1 987例孕产妇的临床和妊娠结局资料，根据是否接种COVID-19疫苗分为接种疫苗组（n=1 346）和未接种疫苗组（n=641），分析2组临床资料、妊娠结局、孕产妇合并症/并发症及新生儿结局。结果：1 346例孕产妇接种灭活疫苗913例（67.83%）、重组亚单位疫苗417例（30.98%）及腺病毒载体疫苗16例（1.19%）。接种疫苗组经产妇比例高于未接种疫苗组（60.18% vs. 35.22%，P<0.001），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低于未接种疫苗组（4.61% vs. 7.49%，P=0.009）。2组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贫血、胎膜早破、羊水污染、产后出血、产褥期感染、早产儿、新生儿畸形、低出生体质量儿、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分娩后5 min Apgar评分≤7分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围妊娠期女性接种COVID-19疫苗与母婴不良妊娠结局无关。
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平滑肌及纤维结缔组织组成，可以根据其大小及生长部位分类。国内一般将瘤体直径大于12 cm的肌瘤称为巨大子宫肌瘤，临床上比较罕见。报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1年收治的1例瘤体直径超过20 cm的巨大子宫肌瘤患者，该患者肌瘤发现多年，术前辅助检查提示子宫较大且压迫周围脏器，于泌尿外科协助下切除巨型子宫及双侧输卵管，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总结该病临床特征，分析患者围手术期管理并讨论该病手术及非手术治疗方案。
胚胎停育是指因受精卵缺陷或母体存在不利于妊娠因素而导致妊娠早期胚胎死亡而停止继续发育的现象，是一种常见的早期病理性妊娠。其发病率逐年增加，已成为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最终可导致自然流产、稽留流产的发生。胚胎停育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约半数与免疫因素有关。细胞因子是一类能调节免疫反应的生物活性分子，其中与炎症有关的称为炎症细胞因子。子宫蜕膜、滋养层细胞可以分泌多种炎症细胞因子。近年研究表明，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多种炎症细胞因子之间相互协同、依赖又相互拮抗构成细胞因子网络，参与母胎界面免疫应答，使其导致胚胎停育的确切机制及信号通路错综复杂。综述炎症细胞因子与胚胎停育的关系及相关机制，以期为胚胎停育的预防和开发靶向治疗药物奠定理论基础。
类器官作为一种新兴的三维细胞模型，能够保留体内原始组织的组织学、生理学及遗传学特征，且具备培养时间短、增殖效率高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类器官在子宫内膜相关研究中开展应用，突破了传统细胞和动物模型的局限，可更好地模拟子宫内膜周期性生理变化和胚胎着床特征，并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癌和不孕症等子宫内膜相关疾病的疾病建模、精准医学、药物筛选及研发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综述类器官在子宫内膜基础及相关疾病转化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卵巢癌是致死率最高的妇科恶性肿瘤。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oly(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or，PARPi]通过酶促抑制和PARP“捕获”使DNA单链断裂修复受损，从而在具有乳腺癌相关基因（breast cancer-related gene，BRCA）缺陷或同源重组修复缺陷的肿瘤细胞中通过合成致死效应推动其在卵巢癌维持治疗上的应用。但PARPi的耐药性成为PARPi长期应用的障碍。目前研究显示，PARPi获得性耐药的机制包括同源重组修复恢复、DNA复制叉保护、PARP“捕获”减少及药物外排增加等。通过针对特定的耐药机制，目前正在研究的主要的联合治疗策略有PARPi与抗血管生成剂、细胞周期检查点蛋白抑制剂、信号通路抑制剂、免疫治疗和表观遗传修饰剂等联合，可能有助于预防和对抗PARPi的耐药性，从而提高PARPi的敏感性和抗肿瘤作用。
卵巢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也是致死率最高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目前卵巢癌的治疗方式主要为卵巢癌细胞减灭术+铂类与紫杉醇联合化疗，但其复发率和耐药率较高。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迅速，尤其是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的研究已在多种肿瘤中取得了成效。但是，许多临床试验发现PD-1/PD-L1抑制剂单药用于卵巢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or，PARPi]是一种癌症靶向治疗药物，通过合成致死作用杀伤肿瘤细胞。近期研究表明，PARPi除了其本身的细胞毒性作用之外，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能与PD-1/PD-L1抑制剂产生协同效应，二者联合使用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综述PD-1/PD-L1抑制剂与PARPi在卵巢癌治疗中联合使用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
